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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读书记(三)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共四十册,四函。宣统元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石印。
    前有王闿运序。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寄寓北京锥把胡同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有病不能上街,托张翔
同志购得此书,还由中国作家协会开一证明,此盖内部掌握之书也。从书后印记看,此
书来自济南,原来定价甚微,一至北京,则加价一倍以上。京师人物荟萃之地,物价亦
必随之增长。
    浏览一过,亦无甚可观。此人名重,然其书法,实不甚佳。为京官时,似甚用功,
间有日课,崇尚理学,所作字或草或楷,并皆庸俗。从所记琐事中,可略见其为人。例
如此人用一女婢,写信给他的父亲,声言此女极丑,这有什么必要?其九弟,(即曾国
荃)在他处寄居时,兄弟颇不和,涉及他的内人婢仆,他写信给家中,引咎自责,均属
虚伪。居京官时,常为会馆办些公益事,乡人有婚丧,他去主事,利用这些机会,锻炼
办事应对能力,则不无可取。文人厌俗,以致终生不堪任事负重,曾非文士,有这种见
解,从小事做起,故以后能担当统治者委托给他的重任。
    及至与太平天国作战,本想从日记中看到一些珍贵材料,然记载越发零碎,不得要
领。此王闿运所谓,当时与彼共事者能知之,非后人所能知者也。
    及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时,所记材料,有些可取。
    当时朝廷惧洋媚外,他奉旨做些不得人心之事,自叹为“伤天害理”,似尚有天良
者。然天良自天良,倒行逆施的行动,并未稍减。
    日记中,有当时灾区人肉价目表,读之令人心悸。
     
《能静居士日记》
    《能静居士日记》著者赵烈文,载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
册,系节录。
    赵烈文为曾氏兄弟幕宾,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
    如记曾国荃督战破城后,归来时的狼狈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骄盈。正在关键之时,
不听赵的进言,竟进房大睡其觉,致使李秀成率队,穿上清军服装,混出城去。如非农
民告发,后事殊难定局。记城破之前,所有清军人员,不分文武,都预备筐笼箱箧,准
备大发其财。报功封爵,多有假冒。
    记忠王被俘之初,曾国荃向之刀剜锥刺,以胜军之主将,对待败军之俘虏,竟如青
皮流氓,报复私仇。并记在这种情况下,忠王的言词表现。又记,当一帮幕客去看被俘
忠王,忠王竟向这些人谈起夜观星象等语。赵烈文等答以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动乱自然
平息等语。读之,均不胜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残杀,遂使大业倾于将成,金田
起义时灿烂众星,纷纷陨落。千百万农民战士,顿时风流云散,十四年争战经营,一旦
土崩瓦解。狂澜既止,龙虎无踞。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剧,志士仁人,扼
腕痛心,无可奈何者也。将革命大义,幻为私利者,当负此责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矣。曾氏兄弟,侥幸成功,真如前人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又如记曾国荃笼络士兵,为其效死。士兵负伤后,令其口嚼人参,然后将渣滓,敷
于伤口。声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
    以致湖南人参,被购一空,参价百倍高于人价。又记曾国荃得势后,如何搜刮财物,
兼并乡里,大置田产,均系曾国藩亲口对赵烈文所谈。
    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
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翁文恭公日记》
    《翁文恭公日记》共四十册,涵芬楼影印。后有目次,始自咸丰八年,终于光绪三
十年。末有张元济跋。
    翁为两朝(同、光)师傅,官至大学士,入军机处。其父、兄均居政府、军事高位,
侄子又中状元,门第显赫。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
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读下去,及至终卷,失望得很。
    比如当两个幼年皇帝的师傅吧,当时我想,他这个小学启蒙老师,和我在乡村私塾,
所体验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结果,什么也看不出来。他每天进宫教学,有
时只记“龃龉”或“大龃龉”,我领会就是教学很不顺利的意思。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故障,他从不具体说明。
    他记得比较具体的是买字画,买字帖,吃鱼翅,送子侄入考场,替皇帝办山陵工程……
这些琐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记。比如和康有为的认识交往,记得若
有若无,在疑似之间。
    对于政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
    只是到了后来,废职家居,才有时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隐晦。
    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实在使人感到遗憾。但
他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
之桑榆吧。
    张元济说他的日记,“小心寅畏,下笔矜慎”,并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马、欧
阳为恨。历史是不能如此比较的。同为皇太后,或为圣母,或为灾星,这只是客观事物
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们的存在,必有其历史的土壤、雨露、
气候。大臣自身,即应列入以上三者之间,起到什么作用,是因“己”而异,因“人”
而异的,并不能完全怪罪女人们。
    我看此人,并非政治上的干材,也只是一个书生。凡是书生,当政治处于新旧交替
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于馁败,陷于矛盾。古今
如此。
    我尚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共二册。所
记更为简略,系备忘性质。
     
《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长洲叶昌炽著,王季烈辑,上海蟫隐庐石印,十六册两函。前有
目录,始自同治庚午,终于民国丁巳。
    叶昌炽是一个学者,他著的《语石》,是研究石刻的体裁很好,很有见解的书,商
务印书馆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他著的《藏书纪事诗》,搜采藏书逸事典故,甚为完
备,诗亦典雅。这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代潘祖荫家编的丛书,校勘
精细,惜字体太肥大,这恐怕和他的视力不佳有关。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过学政,没有做过显要的官。
    他的日记是摘钞,数量已经可观,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兴趣的,是经幢
石刻。因此整部日记,几乎有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他是金石家,把
范围定得很小,很具体,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别精细。他是经幢的专门收藏家、鉴赏家、
学者。在这一范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
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这是一位保守派,对革命以后的社会生活,甚为不满。民国后,他还常穿戴翰林的
服装,出门去给人家“点主”,遭到群众的围观讥笑,使他颇为难堪。可谓不识时务。
    颇似一书呆子,然又自负知人之明。长沙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
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这倒使
人不知他所操何术了。
    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
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
此记我未购买正本,只有《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及《越缦堂詹詹录》二册。后者为
作者之侄所辑录,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绮楼日记》,为涵芬楼排印本,两函三十二册,印制甚精美。越缦所记,
多京居琐事,可见此人生活、性情。
    但涂抹太多,阅读不便。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自由云龙辑出后,此记遂可
覆瓿。湘绮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
难看到重要史实,正像他自谦的,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及越缦堂之
有统系。此外,新印的《林则徐日记》,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
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
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
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
得罪私人。
    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
象记录。
    可以断定,这些大部头的日记,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千百年后,也就所剩无几了。
目前所以是庞然大物,只因为还是新出笼的缘故。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
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
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董康《东游日记》,
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后一种,为袁世凯
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后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
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
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
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浏览,所获
仅仅如上。
                       198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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