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七）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
我读书不求甚解，又好想当然，以己意度古人文词，所以常常弄错。查词书的习惯
也差。初中时，老师叫买《辞源》，我花了七块白洋买了一部丙种的，使用得不多，保
存得很好。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汉奸抢走了。进城后又买了一部旧的，“文化大革
命”期间，又被造反派偷去了。
比如“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本来一查就可明了的，可是我一直没去查考。因此，
这个词儿，长期在我的脑子里形成的印象是：有两个弟子，去拜访程颐，程的架子很大，
正在闭门高卧，两个弟子站在门外，天下着大雪，他们直直地立在那里不动。
晚年读了《朱子文集》里的《伊川先生年谱》，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原文为：
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
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馀矣。其严厉如此。
这说明，两个弟子是侍立在屋里，而不是站立在大门以外。是老师叫他们去睡觉的
时候，出门来才看见下了大雪。
这里记述了一下大雪，不过是为了增加描写的气氛。中国有许多散文，在结尾时，
常常好用这个手法。这里，也反衬两个弟子侍立时间之长。
雪下到一尺深了，恐怕要有两、三个小时才行。不过站在屋里，总比站在门外暖和
多了，不然老师也不会老是闭着眼坐在那里。
这个典故是表明古人的尊师重道的。然而，老师不说话，闭着眼睛，也许是在想自
己的心事，也许是对两个弟子无话可说，也许是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
就给他下个“严厉如此”。因为另有记载：“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
不过程颐这个人，确是有些言语和行动，不近人情。例如他给皇帝讲书，过去都是
站着讲，他独独要求坐着讲，以明尊师重道。朝廷的体制，是那么随便改得的？又如课
间休息时，年幼的皇帝攀折了一条柳枝，他就说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像
训斥乡间小孩子一样，弄的皇帝“不悦”。
连举荐他来的司马光，“闻之变不悦”。和他同朝做官的苏轼苏辙兄弟，对他也很
不满意。苏轼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
按说苏氏兄弟也属于司马光这一派，但他们是会做官的，是办实事的，是讲究通达
的。对程颐这种过于矫饰的空言泛论，时常加以无情的讽刺，直至结下仇怨。当然，也
有人说，其中掺杂着一些争名夺利的成分。
当时宰臣们荐举程颐的奏章，措词很高。其中谓：
言必忠信，动遵礼仪；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材资劲正，有中正不倚之风；识虑明
彻，至知几其神之妙。
但这些溢美之词，并不保证程颐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到了京城，朝廷只给他
一些管文化教育的闲散官儿做，除去叫他“说书”外，还叫他“兼判登闻鼓院”，就是
叫他去管上访。他说：“入谈道德，出领诉讼”，不愿意干。其实这倒是一件实际工作。
苏辙背后对太后说这个人“不靖”，就是说他不安分。但他为什么竟能享那么高的
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道理是：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
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
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弄得更突出
些。
这也是一种进身之道。不过也埋伏下了危机。当时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样，斗争
激烈。等到荐引他的一派人失势，他也就跟着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议的行
径，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把帐算在举荐他的一派人头上。所以后来，谏议大夫孔文仲
奏程颐：
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讲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
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以后又弄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
籍。”就是说，不只著作被禁，株连弟子，而且又被挂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实实，在乡下聚徒授书，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讫
读《朱熹传》记
我现在读的《朱子文集》，是丛书集成中的正谊堂全书本，共十册。清康熙年间张
伯行编订。我另有四部丛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册，是根据明刊本影印的。两相对
照，张本删去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诗和奏议。他所编入的书信回答，都是关于性理之学
的论辩，所录少量杂文，也都是与理学有关的。张伯行是清朝的理学家，用各取所需的
方法，编辑了这部文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曾加以严厉评讥。
这样编辑的文集，当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不过，商务印的这部丛书集成，书版小巧，
印刷清楚，校对也算精审，读起来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丛刊本，因为是缩印，字体有
些模糊，老年人读起来费力，只好作为参考之用，束之高阁。
张本前面附有朱熹本传。
熹生于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贡于乡，中进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
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
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
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
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
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
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
材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
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
人听闻的罪状。
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
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于天
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他的
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
后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
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
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邪？”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后来因为他得罪了韩胄，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
“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
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
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七十一岁，死后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
他的著作。除了两种文集外，寒斋尚藏有《朱子年谱》一部，他辑录的《三朝名臣言行
录》和《五朝名臣言录》各一部，《近思录》一部。此外还有《诗集传》和《论语集注》
等。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
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
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
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
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
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
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
1984年9月15日读《宋文鉴》记《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
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
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
于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
荒马乱之后，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
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徵传引》，使
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历观各
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
幸，都已购存插架。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后，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
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
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
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
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
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
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观，如
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卷首《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
他这些话，对编辑断代文学总集，是值得参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这部书的编辑，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荐举人材。吕祖谦受命以后，只用了一年
多时间，就编成了。因劳致疾，皇帝存问赏赐，并加封官爵。
历代编辑大部头书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领其事，并组织书局，对编辑人
员，待遇优厚，事成之后，都论功行赏。这也是历代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团结使用的
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参与者以地处清要，感到光荣。宋之编辑
上面提到过的几部大书，明之编辑《永乐大典》，清之编辑《图书集成》，《四库全书》，
无不如此。但有赏也有罚，不称职或弄出差错，都受处分。
《宋文鉴》的规模小，又在偏安之时，并无其他编辑人员列名，可能就是吕祖谦一
个人在那里干。后来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总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领衔，不作实事，
空得名誉。
但既是奉敕编书，在圣旨下办事，还是郑重其事，要负一点责任的。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一下子联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编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是由书店聘请几位权威作家，分担各个文体的编选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书店先把有
关材料送给编选者，由他亲自选好，然后作一序文，置于卷首，说明他编选的尺度和对
已选各篇的评价。序文都写得非常认真精彩。例如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就是如此。编
选者都亲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书店投入
的人力并不多，几乎是赵家璧一个人在那里跑上跑下。但书印得很成功，成为一代文献。
近几年来，各地编辑文学总集之风，又盛了起来，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这自
然是好现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个什么编委会出面，这个编委会，自
然都是名流，人员众多，机构庞大。但做实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
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选的作家提供，有时还要求提供单面的印件，附带填写履
历表，作品发表年月等等。主编者不直接从原始材料选稿，而是经过下面的人层层上交，
最后定稿。这还能看出主编的取舍吗？有的甚至委托地方选稿，然后汇集上报。有的干
脆请作家自选。
这样一来，委员们岂不与过去那些空列头衔的太子太保，没有多大区别了吗？
这是编选方面的大概情形。至于出版周期之长（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正常周期
是一年零六个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对之不负责，装订之不善，铅字的模糊，
排版的不整齐等等技术问题，就先不用去谈，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历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无，常常与那一朝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态
度有直接关系。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应该负责地出版一些从
内容到形式，从质到量都是第一流的书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读《沈下贤集》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著
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金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著
《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刻的书很有
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了来。一看细目，都是一些偏僻、零碎的书，对我有用的东西
很少。唯其中有《沈下贤集》二册，这倒是我久想得到的书，因此，虽然花了那么多钱，
买了一堆闲物，也就不觉得后悔了。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
“《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
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这说明
此书过去只有钞本传流，而观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本
子了。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
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
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总目说，他为文“则务
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而称赞他的志趣为：“盖亦戛然自异者也。”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么大作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
（《上李谏议书》，《上冢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
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
梦记》。这三篇，也都载于《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
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
“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
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
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
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
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
书送山人王传义》）
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屡次直言不讳。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说：“或谓军
副者亚之，能变风从律，善阐物志。”
善感物态，善阐物志，都是说善于体会，善于描写。窈窕之思，则是描写中的作者
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传记，题为《冯燕传》。全文四百五十五字。
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
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
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他只用了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这一危险时刻
的举动、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活灵活现，人物情状，如在
目前。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这样一个三
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
中篇小说。
我们说，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诗歌一样，文字语言的修养和成就，达到了真美善的
高度。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论，也非蒲松龄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斋
志异》纪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纪事比较，仍见其人为的痕迹。唐人纪事，一
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
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么，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么。
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
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
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
哉！”
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张。沈下贤有一篇《答学
文僧请益书》，说到下面一个故事：
古时有个锻金的匠人，能制各种金器，才智还用不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苦，弟子
相率而笑之，说：
“师傅的手艺可算高超，但你的收获，反不如烧土窑制瓦器的人，这是什么缘故？”
金匠对曰：
“烧制瓦器的人，操劳简单，看利也薄，他的制品，是卖给世俗用的，早晨买去，
晚上也许破了，就回来再买一件。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兴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职业
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设计琢磨，一器成功，别人买去，就可以用一辈子，不用再置。
所以我这里总是门前冷落，吃不饱饭。”
沈下贤是把文学看作“黄金之锻”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传百世。
1985年18日
读《哭庙纪略》
二十年前，买得商务印书馆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两函共二十册。书上盖有
湖南大学图书馆圆形印章，文内偶有墨笔批注，字迹细小劲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
蛀洞，我曾用毛边纸逐一修补过，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为。书套上标进货价为四元
七角，我购书时，价则为十五元，盖经贾人屡次倒手。
《哭庙纪略》为《痛史》之第二种。线装十二页，薄如小米粒，原定价一角。民国
初年，印书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过平装一厚册了事。如要
线装，每册定价，就不堪设想了。
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拿在手里，轻如鸿毛。读时或走或立，或坐或卧，均甚方便。
而字又为黑体四号，老年人最是适宜，所谓字大行稀，赏心悦目者也。读时很高兴，十
五元没白花，经济效益实足当之。
然书的内容，则甚凄苦，使人不忍卒读，屡屡放置，又重新拿起来，整整一个晚上
才读完。
所纪为：清朝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任的县令，“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
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
国课就是钱粮，比，实际就是刑讯。过去审案用刑，都叫比。四部丛刊中有一部书，叫
《棠阴比事》。至于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么意思，则不甚了了。总之，他如此
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却从常平仓中，贪污了一千石米。
当地一群秀才，对这个县令，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
有本身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顺治皇帝逝世，哀诏传到了这里，地方官设幕府堂，哭
临三日。
秀才们乘此机会，把文庙的门打开，哭庙，要驱逐县令。
事情闹大，上司过问贪污一事，县令却说，自己到任不久，无从得银，“而抚台索
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这样又把巡抚攀扯了进去。
但是，巡抚给皇帝上了一个疏。内容要点：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
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处斩，其中八个人包括金圣叹，妻子家产，还要籍
没入官。巡抚当然没事，县令也复了官职。他回到衙门，“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
不理，惟催钱粮耳！”变本加厉了。
过去，有师爷、讼棍、刀笔之说。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细玩此疏，可以
领会其一二。其最大特点，为审时度势，激怒朝廷。当清初时，东南一带，还不巩固，
时有叛乱。正在用兵，钱粮最为重要，聚众最为不法，秀才带头，尤触朝廷大忌。师爷
们从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
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
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
1985年5月26日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过是朝廷取士的一种手段，士子上进的一个阶梯，但它却能在
中国戏曲、小说、诗歌各个艺术领域，占很大位置，篇目繁多，层出不穷。并通过它，
反映出伦理、道德，荣辱、沉浮，人生遭际和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这不能不使人惊奇。
科举不单纯是可以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主要是可以做官。做官就不是一个人的
事了，它要影响家庭，影响父母、妻子、亲朋故旧。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其中还
富有偶然性，甚至戏剧性。京剧中的《连升店》，最能反映这一点。
一旦中了，则为世俗景慕；屡试不第，就成了念书人最大的悲哀。
关于科举，我所知甚少，前些日子听说有一本专著要出版，也没得买到。至于八股
文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也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这件事很严重。考场叫闱，住房叫号，
主持其事的，都是朝廷派的大官。主考官以下，又有很多房官。
试题保密，卷子弥缝，进场搜索，饮食大小便都不许出来。但还是有私弊。有关节，
有夹带，有冒名，有枪替。因此，科举史上，屡兴大狱。
《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是《痛史》的第三种，也是薄薄的一册，书前有顺治十七年
信天翁的题记。文字体裁，都不及《哭庙纪略》。
这是清朝初年科场的一次大狱，牵连很大，死人不少，被揭发的问题，主要是“卖
关节”。
这批考官：
虽名进士，然皆少年轻狂，浮薄寡虑。其间虽未必尽贪财纳贿，而欲结纳权贵，以
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其用心则同也。然径窦嘱托甚多，而额数有限。
闱中推敲，比之阅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
考官斩首，新中式的举人，也都倒了楣，接连逮捕入狱。
后经天子恩典，举行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
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然而，杀头也好，籍没充军也好，科场既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
能根除。清代中叶以后，朝廷对于此中的事，也就眼睁眼闭了。每到各省该放考官的时
候，皇帝总是选出一些他所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并下谕旨：“某
省着某某人去！”被命的人要陛辞谢恩。
这是皇帝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恩典。知道他们当京官清苦，故意叫他们到外地去弄些
“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地离京，一路之上，遇见风景名胜，
还要吟诗作赋，等任务完成，满载而归，再刻一本日记或诗集。
远在唐朝，就有人看出科举不是好办法，但碍于朝廷功令，大家只好走这一条路。
唐朝的许多诗人，都有进士及第的头衔，并不证明，这一制度，真能网罗人才，失去的，
恐怕比得到的多。所以罗隐感慨地说，科举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
之人。”明达之士，都不以中与不中论英雄。
平心而论，封建帝王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如此，又何以考成
殿最，平息纷竞？他那时又不能成立人才开发中心，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做，权当抽签
撞运罢了。
小说描摹科举的很多，以《聊斋》写得最好。作者一生考试不利，感触体会很深，
所以写来入木三分。写得最好的，还是他那篇短小的故事，题目忘记了，故事是：兄弟
二人同去应考，正值热天，婆婆监督两个儿媳厨房做饭。一会儿报喜的喊老大中了，婆
婆就笑着对大儿媳说：“你快出去凉快凉快吧！”大儿媳高兴地走了，只剩下二儿媳一
个人擀面。过了很久，忽报二儿子也中了。二儿媳当即把面杖一扔，说：“我也凉快惊
快去。”
作家用很少的字，写出了应考时，一家人的心理，神情，焦虑，盼望，嫉妒，得意。
人情世态，都在其中了。
198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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