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部书
因为我特别爱好书，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
发还抄家书籍，好像是在一九七三年，那时我还住在佟楼。第二年春天，迁回多伦
道旧居，书籍亦随之回归。那时我正在白洋淀，参加一个剧本的制作，搬家的事，由同
居张氏照料，报社文艺组同人帮忙。后来文艺组同志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
孙犁搬家，总是书（输）。从这一谚语的形成，可见当时书的盛况。
等我回来以后，书籍还堆积在屋当中的地板上，如同一个土丘。冬季，稍事安排整
理，我记录了一本“残存书籍草目”，是逐柜填写的，很杂乱无章。后又在一本《书目
答问》上，用红铅笔，把我所有的，点一个记号，在书目之上。这是单凭记忆做的，那
时对书籍的记忆犹新，很少遗漏，现在再想这样做，是做不到了。
从这些红点上，可以看出我藏书的大略。当然，《书目答问》以外的书，不在此列。
也可以看出，进城以后，我读书的过程。
但经部书寥寥，在书目上，几乎看不到红点。有红点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书，
如《考工记图》、《白虎通义》、《燕乐考原》之类。这证明我当时对经书，是没有多
大兴趣的，买以上小书，也并非是为了“明经”，而是当做杂记之类的书买的。
其实，几种主要的经书，我还是收藏了的，不知为什么没有画上红点。《周易》，
王弼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礼记》，郑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论语》，何
晏集解，四部丛刊影印日本正平刊本。《孟子》，赵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
这些，都是古本古注，字大清楚，眉目整齐，翻翻看看，实在痛快，不能不叹古人
印书之下工夫。
《春秋左传》，杜预注。商务印书馆大字排印本，油光纸，线装十二册。这是当时
的一种普通读本，现在看起来，无论纸张、印刷、装订，都还是难得的。此书装修于一
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时家庭有事，居室不安，我在新包书皮上，写有几段文字，实为当
时个人私虑，一时心声。后念不雅，恐异日得此书者，不能理解，徒增疑闷，乃剪去之。
用同类纸贴补，又嫌不好看，用近年一些青年人为我刻的图章，装饰了一下。这一切种
种，都证明老年人的神魂颠倒，情意无聊。也证明我实在没有能从经书中，得到什么修
养。
此外，书架上还有四部备要本的《毛诗正义》，《尚书古今文注疏》等等。
我自幼上的是洋学堂，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总觉得是个遗憾。上初中时，曾先后两
次买过坊间石印的四书，和商务的大字排印本，好像也没有细读，这些书，后来也就都
丢了。
抗战时期，我赴延安，书袋里还装着一本线装的《孟子》。这说明，我是一直想补
上这一课，而终于不能无师自通，没能补上。
过去的学龄儿童，真不知道是怎样对付四书五经的，靠死背硬记，逐渐领会，居然
能读懂，并能学以致用，我想象不出这个过程。
崔东璧介绍他父亲教孩子们读经书的办法是：
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
然后读传注以证之。
这就更玄了。“熟读”，是可以想象的；“潜玩”就有些莫名其妙。一个小孩子如
何能够去“求圣人之意”呢？
但崔东璧绝不会是说诳话，他就是用这个办法，造就成的一位大经学家。
崔东璧又说：
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然后知圣人之心，如
天地日月，而后人晦之者多也。
以上两段文字，均见他的“考信录自序”。后面一段，是和上段相承，谈他自己治
经学的方法的。
学问一事，确实是有多种方法，多种渠道，不能刻舟求剑的。我天性驽钝，基础差，
读古籍，总是要靠注的。但也不喜欢过于繁琐的注，并相信古注。也发现有些注，确是
违反了著作的原意。
我对经书，肯定是无所成就了。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私塾吗？
难道中国的经书，必须在幼年时背过，才能在一生中，得到利用吗？
当初，孔子向老子问道的时候，老子只简单地回答了几句话：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者，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
蓬累而行。
自古以来，经书对于人，人对于经书，不过如此而已，吾何恨焉！
1990年6月18日改讫。大热，挂蚊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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