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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史部书
     
    按照四部分类法,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
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共十四类。每类又分小项目,如杂
史中有:
    事实、掌故、琐记。这显然不很科学,也很繁琐。但史书,确实占有中国古籍的大
部。经书没有几种,占据书目的,不是经的本文,而是所谓“经解”。
    历代读书界,都很重视史书,经史并重,甚至有六经皆史之说。我国历史悠久,史
书汗牛充栋,无足奇怪。
    人类重史书,实际是重现实。是想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释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
问题。
    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
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
年人,生活的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
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
    进城以后,我好在旧书摊买书,那时书摊上多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其中四部丛刊、
丛书集成零本很多,价钱也便宜,我买了不少。直到现在,四部丛刊的书,还有满满一
个书柜。
    丛书集成的零本,虽然在佟楼,别人给胡里胡涂地卖去一部分,留下的还是不少,
它的书型和商务的另一种大型丛书——
    万有文库相同,现在合起来,占据半个书柜。剩下的半个书柜,叫商务的国学基本
丛书占用。
    此外,还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零本,都是线装——其中包括十几种正史。
    这些书中,大部分是史部书。书是零星买来的,我阅读时,并没有系统。比如我买
来一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认真地读过了,后来又遇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
就又买了来,但因为部头太大,只是读了一些部分。读书和买书的兴趣,都是这样引起,
像顺藤摸瓜一样,真正吞下肚的,常常是那些小个的瓜,大个的瓜,就只好陈列起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进城不久,我买了一部《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和初唐的历史,
发生了兴趣,就又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隋唐嘉话》、《唐摭言》(鲁迅先生介
绍过这本书)、《唐鉴》、《唐会要》等书。这些书都是认真读过了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五十年代,当一个朋友看到我的书架上有《贞观政要》一书,就
向别人表扬我,说:“谁说孙犁不关心政治?”其实,我是偶然买来,偶然读了,和
“关心政治”毫无关系。
    又例如:我买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后来就又买了《大唐玄奘法师传》。这部书
是大汉奸王揖唐为他父亲的亡灵捐资刻印的,朱印本,很精致,只花了八角钱,卖书小
贩还很高兴。再例如,因为从《贞观政要》,知道了魏征,就又买了他辑录的《群书治
要》,这当然已非史书。
    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它能使四部沟通,文史交互。涉猎越来
越广,知识越来越增加。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喜悦。
    我买的史部书很多,在《书目答问》上,红点是密密的,尤其是杂史、载记部分。
关于靖康、晚明、清初、太平天国的书,如《靖康传信录》、《松漠纪闻》、《荆驼逸
史》、《绥寇纪略》、《痛史》、《太平天国资料汇编》,都应有尽有。对胜利者虽无
羡慕之心,对失败者确曾有同情之意。
    但历史书的好处在于:一个朝代,一个人物,一种制度的兴起,有其由来;灭亡消
失,也有其道理。这和看小说,自不一样。从中看到的,也不只是英雄人物个人的兴衰,
还可看到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兴奋和血泪,虽然并不显著。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全国胜利,进入天津以后,我已经到了不惑
之年。本来可以安心做些事业了,但由于身体的素质差,精力的消耗多,我突然病了。
    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我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
即使红楼、西厢,过去那么如醉如痴,倾心的书,也都束之高阁。又因为脑力弱,对于
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因为句子太长,修辞、逻辑复杂,也不再愿意去看。我的
读书,就进入了读短书,读消遣书的阶段。
    中国的史书,笔记小说,成了我这一时期的主要读物。先是读一些与文学史有关的,
如《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游览志》等书,进一步读名为
地理书而实为文学名著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由纲领性的历史书,如《稽
古录》、《纲鉴易知录》,进而读《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
    这一时期,我觉得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比起文学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更引人入胜。
《史记》、《三国志注》的人物描写,使我叹服不已。《资治通鉴》里写到的人物事件,
使我牢记不忘。我曾把我这些感受,同在颐和园一起休养的一位同行,在清晨去牡丹园
观赏时,情不自禁地述说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那位同行的同调。
    阅读史书,是为了用历史印证现实,也必须用现实印证历史。历史可信吗?我们只
能说:大体可信。如果说完全不可信,那就成了虚无主义。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
还是有道理的。
    读一种史书之前,必须辨明作者的立场和用心,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学术都
靠得住,写的书就可靠。反之,则有疑问。这就是司马迁、司马光,所以能独称千古的
道理。
                       1990年6月21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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