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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杂文集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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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麽要了解日本（二）
芦笛
使中日怨仇难以消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是根本错误的。
改革开放前，我们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国际上搞“亲不亲，阶级
分”，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放大到国际舞台上去，以为凡教友即亲兄弟，而亲兄
弟之间只有绵绵无尽的恩爱。这种“意识形态外交”违背了起码的市井常识──连老百
姓都知道的“亲兄弟，明算账”的浅显道理，我们的政治家们却不知道。这也难怪，为
地缘政治决定的民族利益冲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外的。
否认了民族矛盾，它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只会使摩擦逐渐累积而变成难以消弥的剧烈
冲突。由於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这种非阶级冲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对方革出教门，
以宣称对方是叛徒来维护学说的完整，而这麽一来就封死了妥协折冲的余地──否则我
们自己也要变成同流合污的叛徒了。就是为此，当年我们那些“胞波”、“兄弟”、
“同志加兄弟”等等，后来没有一个不变成“反动派”（印度、缅甸、印尼等）“霸权
主义”（越南）、“修正主义”（苏联、东欧诸国、古巴等）的。一个国家曾和世上这
麽多国家闹翻，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外交史上的奇迹，其实只不过是常识对蔑视它的人们
的惩罚而已。
这种荒谬的思维方式还发明了一种“人民至上”论。根据这个理论，人民是决不会错的。
两个国家可以打得你死我活，然而据说人民却总是友好的。如果是侵略战争，则侵略国
家的人民一定什麽责任都没有，该负责的只是统治阶级中那一小撮战争贩子，是他们违
背民意悍然把战争的灾难强加在两国人民头上。所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谈不上谁
欠谁的。
用这种理论来考量，伟大领袖当年拒绝日本社会党和田中首相的非正式道歉是完全正确
的。的确，既然日本人民只是受害者，有罪的只是当初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现在的日
本又不是那些人当家，还道什麽歉呢？同理，既然日本人民也承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
还要他们赔什麽钱呢？
这种理论之荒谬，似乎用不著多说了。七十年代许多国家跟中国建交，每次“两报一刊”
专发的社论中都要盛赞该国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歌颂两国人民之间那历史悠久的友谊。
有的国家老芦连听都没听说过，想来连当年的郑和老公公做梦也不曾梦见过，然而据说
我们却早就和该国的人民如胶似漆了，这真是从何说起！老芦出国有年，也曾去了几个
国家，至今没有考证出这“两国人民的友谊”究竟是天地间的什麽怪兽。倒是“两国人
民间的仇恨”还不费劳思：眼下就摆著十二亿中国人民对“倭猪”们的仇恨。比起那虚
无飘渺、由没几个人知道的个别“崇唐媚外”的留学生晁衡和倔如骡子的传教士鉴真代
表的“友谊”来，这仇恨倒真是伸手即触、炙手可热。
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却愣是建筑在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上。当年伟大领袖有句话，道是：
“寄大的希望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大概就是出於这种“希望”，我们“向前看”，
慨然免去了战争赔款，指望著这友谊是双向的，人家日后会用同等的慷慨来回报我们。
可惜你丧失常识，人家没有丧失常识，指望著日本人民无师自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观点，把中国人民当成亲骨肉，这希望未免也大得豁了边。据说田中当年身上的金票
是大大的有，专门带著来买单的。既然你不要，得，那是你的事，以后咱们这事就两清
了。而且你又拒绝非正式道歉，又不要金票，看来咱皇军当年还真没作过什麽恶，不然
我说怎麽这麽容易就开销了呢！
“九州铸铁终成错”，历史上大概难以找到恶果如此多重（chong ）、影响如此深远的
类似的外交灾难。如果说由於历史原因，我们没能象清算纳粹那样清算日本人的战争罪
行还情有可原的话，那麽这一次的错误实在是不可原谅。倘若我们笑纳了田中乖乖捧上
的金票，即使我们没能象犹太人那样惩罚了凶手，至少当年的损失得到了部份补偿，创
巨痛深的民族心理也就不至于象后来那麽失衡。而且，“施恩望报”是人类的天性，哪
怕否认“人性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摆脱不了这个毛病，何况还有“友谊”那个“大的
希望”值在那儿摆著。以后向日本人要贷款、买彩电时，我们就免不得时时记起当年己
方的慷慨，指望人家就算不暗贴我们、给点优惠，至少不要如此针锋相对、缁铢必争。
如果对方不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感恩图报，我们就免不得气不打一处来。可惜，对方却绝
对不能理解我们的心事。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的怪物：当初是你不要赔款，
又不是我赖帐。既然你不要，这事到此了结，跟以后的银钱来往有什麽相干？明给不要，
却要暗占便宜，这算是哪一子的兵法？龟孙子的兵法！动不动就拿勾销了的旧债来讹人，
是不是要咱们一辈子都得见人矮三分？这样，当年的慷慨反而成了促成民族误解的触媒，
使两国关系蒙上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说来可悲，类似的错误，咱们是犯了又犯。建国之初，印度是少数承认中国的非共国家
之一。那时“中印友好”、“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声响彻云天。在一片“友谊”声中，
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越界向北推进，进入他们历史上从未占领过的传统边界以北、“麦
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五十年代后期抵达麦氏线。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友谊”
默不作声，甚至在印军占领西藏宗教圣地达旺、驱逐当地居民和僧侣时，咱们也全当不
知道，把整个东段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暗贴给了印度兄弟。可惜这却未能买静求安。在
印度人看来，中国默不作声就是情虚理怯，默认了麦氏线的合法，所以在西段当然也要
“收复失地”。不幸的是西段内恰有新藏公路穿过，那是控制西藏的战略公路，是无论
如何也不能放弃的。人民的好总理因此不得不和印度兄弟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我们的
底线很简单：第一，东段就送给你们了，但西段有战略公路，实难割爱，还请高抬贵手。
用总理的话来说：“我们在东段让步，你们在西段让步，好不好？”第二，“麦克马洪
线”太难听，是英国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的污辱，所以，我们可以在东段按麦线划界，但
最好将该线改称为“实际控制线”。
本来，印度白得了个从未领有过的东段，已经是捡了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了，然而咱们
的友谊该兄弟就是不能理解──人家不懂咱们的“孙子兵法”：你既然同意在东段按麦
线划界，说明你承认该线合法。同样的原则当然应该应用于西段。只因为你在那儿非法
修建了战略公路，就要咱们放弃合法领土，天下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事？至于改名的要求
就更是无理。麦线是咱们的法理依据。改成不明不白的“实际控制线”，到底谁算侵略？
难道世上可以不讲法律、条约，凭实力去“实际控制”就成？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兄弟成了反动派，革命派和反动派大打出手，把反动派打得鼠
窜回平原。然而失地尽复之后，咱们又按“孙子兵法”撤回“实际控制线”来，听任印
军卷土重来，在那儿移民设邦，将其化为永久领土。赢了后撤，当时确实是震惊世界。
不过人家倒没有为咱们的高风亮节感动得五体投地，却一致认定中国是侵略者──世上
没有谁能弄明白咱们那实在难懂的“孙子兵法”，却只会以小人之心度“孙子”之腹：
你不是侵略者，怎麽会心虚地逃回去？更严重的是，此仗被印度全国视为国耻，该反动
派从此放弃“不结盟”国策，穷兵黩武（印度原来基本没什麽军备）、卧薪尝胆地要
“收复失地”尽雪国耻。老芦乃至小芦甚至小小芦的有生之年，恐怕都看不出中印如何
解开边界问题这个死结。如果当初“亲兄弟，明算账”，御兄弟于国门之外，何来后来
这麽多孽障？
改革开放以来，咱们的外交有了长足的进步，“孙子兵法”是丢了许多了。然而党文化
却已经成了一种民族思维定势，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友谊”的神话至今牢不可破，
而对某国“友谊”的单相思的破灭，使我们在打量世界时始而含情脉脉，继而困惑迷惘，
再而大失所望，终而七窍生烟。我们不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却常有无缘无故
的恨。如果我们指望人家无缘无故地爱我们，则这指望难免最终要化作无缘无故的恨。
国人从七、八十年代对老美的一厢情热，变成了满腔憎恶（似乎还没有到恨的程度，不
过也快了），这种幼稚的民族心理应该说是原因之一。如今我们似乎又爱上了老毛子，
进入了下一轮“因爱生恨周期”的初级阶段。
当然，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情绪里也确有无
缘无故的非理性成份在内。就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放大了有道理的怨恨，并妨碍了仇恨
的化解。我们不知道或是不肯承认：不仅日本人民（不是一小撮统治者，而是整个民族）
过去对不起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难以饶恕、不可忘怀的罪行，而且作为两个挤在一
起的邻国，我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将是千丝万缕的。因此，两国人民之间决不会有什麽轻
易的友谊。处理不好，我们就会变成再次性命相扑的仇敌。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态度，
应该是把脓包割开，使日本人民当年的战争罪行尽可能得到清算，使中国人民的心态失
衡尽可能得到矫正。而且，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我们一定要充分估计到它的复杂性，一
定要基于对两国的民族利益的实际考量，一定要把旧债和新交易分开，决不可随便放弃
民族利益，也不要指望人家会象咱们一样随便放弃民族利益。
很明显，要作到这一点，最起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人家的国情民俗、民族心理特点和思维
方式有点了解。要是我们当年对“兄弟”们的内心世界稍有所知，也就决不会干出那些
花了无数血汗钱，作了无数次冤大头，还买了一大群仇人的蠢事。
【注】本文所述中印冲突始末取自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一书。该书在大陆文禁
最严的七十年代初在大陆出版，作者（英国人）并被邀请至大陆访问，说明官方认可该
书陈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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