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的是常识（二）
──与林思云君商榷
芦笛
与模糊思维和模糊文字相得益彰的是我们死记硬背的教育。古代的教育制度的不
合理似乎没有必要再去提它，除非卫道士们连“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都要认为
是什麽了不得的东西。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人志在成为传统的“学问
家”，那麽旧式教育显然优于现代教育。要成为博闻强记的人，最有效的办法，
还是在幼小时生吞活剥地背下一大堆古书，等成年后有了理解力后再像牛反刍一
样回出来消化。遗憾的是，无论我们的志士们是怎样爱国，恐怕也没有哪只“爱
家贫的狗”愿意让他（她）的孩子受那个罪。
尽管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晚清起就极为可耻地“全盘西化”了，两千年的革命传统
可不是那麽容易扔掉的。咱们的教育的中心目标从来是“学以致用”。过去是用
学来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售与帝王家”后再用它来“治国平天下”。现在是
用学来的知识去应付各级升学考试以及毕业后工作中的一系列“考试”。从头到
尾，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独立地进行开创性思维的能力，而是为了应用。在这
方面，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林副统帅都有明确的指示：“精通的目的全在於应用。”
“带著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所谓优秀生，就
是那些能在考场上立竿见影的人。而所谓优秀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在具体工
作中灵活应用学来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我们的大学，其实只会成批制造
手艺精熟的“知识匠”。佼佼者们哪怕是到了哈佛也能独当一面，然而多数人撑
死了也只能是“二把刀”。老芦在国外混了许久，国产的本行的“一把刀”的世
界大师级人物到现在也无幸碰见。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比鬼子蠢笨，而是因为当
初“打刀”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让我们成为干将莫邪。
却说当年小芦风魔上了力学，课外参考书看了无数。所有的书都是教你怎样灵活
应用力学的原理和公式去解决难题，却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为什麽当初人们
会想到去寻找那些原理和公式，而这些公式、原理又是怎麽想出来的。直到某日
看了一本爱因斯坦写的科普，才知道加（人加）利略是怎样发现惯性定律的。与
我原来设想的相反，老加根本就不是去试图解决生产上的什麽问题，也没有做大
量的实验。最主要的实验还是在脑袋里作的（称为“理想实验”）。他发现小球
滚下坡后，路面越滑滚得就越远。於是他设想如果路面的摩擦力为零，小球的速
度就将保持刚下坡时的速度不变。就这样，人家就有本事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
“无摩擦”的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发现了惯性定律。
同样地，老加爬上比萨斜塔去作那个著名的实验前，早就知道结果会是怎麽回事。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经典说法，物体下落的速度正比于它的重量。要是老亚是咱们
的“亚圣”，恐怕此说要永远供在神龛上让咱们磕头如捣蒜地拜到今天。然而老
加却长了一个不光是用来磕的头。他想：如果把一个十斤重的东西和一个一斤重
的东西连在一起，就可能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一个是：新物体有十一斤重，
所以下落的速度应是一斤的十一倍；另一个是：一斤重的物体落得慢，必然要拖
落得快的十斤重的物体的后腿，因此新物体的速度应比一斤快，比十斤慢。这两
个互相矛盾的结论在推导过程中没有任何逻辑错误。所以，必然是前提出了毛病。
要避免这种矛盾结论的产生，只能假定不同重量的物体的下落速度是一样的。所
以，老加去爬塔，其实是去验证他靠思辩早已发现了的定律。
奇怪的是，没有哪个中学生不知道老加和他那大名鼎鼎的塔，却没有一本教科书、
没有一个老师教过学生他当年的思路是甚麽。如果老芦没有看到老爱的那本书，
到今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中了什麽邪，自己又不是公主，下头也没有唇红齿白、
天天使用小白兔牙膏的唐僧等著，没来由爬那儿去扔什麽绣球。更不知道他为什
麽就不怕当场出彩，邀请那麽多人去看他老人家献丑。
这种皮匠教育，反映的是咱们急功近利的鼠目寸光。对任何一个科学上的新发现，
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有什麽用？”有什麽用？当然什麽用都没有！
爬塔扔球除了能锻炼身体（如果老加没有痛风病的话），运气好了能打上个公主
之外，又有什麽用？十斤重的物体从高处往下掉，只要不砸在咱们的天灵盖上，
跟国计民生又有什麽相干？难道十斤重的物体下落速度和一斤的一样快，胖子就
跟瘦子一样，用不著减肥了？只有吃错了药的人，才会去琢磨那些没用的事，还
要神经兮兮地拉上一群跟著他一道疯的人去看那马戏不是马戏，魔术不是魔术、
毫不逗乐解闷的杂耍。
当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道，将欧洲正在吵得火冒的“日心说”、“地心
说”介绍给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孰料对方却毫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一个称职的
天文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准确预言日蚀和月蚀。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只要
编得一部好黄历，管它是日心还是地心。日心也好，地心也好，在咱们这儿从来
比不上冠生园的点心，只有后者，才是“民之天”。
国外有个笑话：北极落下了一个陨石。一个英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年，回家写
了厚厚的一本书，推出了一种崭新的宇宙演化学说。美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月，
发现了该物质在工业上的潜在用途。日本人把美国人的发现买过来，上那儿去把
陨石搬回来，做成了一种新式录音机的磁头，垄断了全球市场。这个故事其实说
错了。还没等日本人下手，咱们就捷足先登把它搬了回来，拿来当菜入药，隆重
推出了“外星健康长寿自然美味食品系列”以及“第四维时空宇宙太极气场帝王
富豪大款酷仔亮妹壮阳滋阴动情长交助孕保胎延年益寿减肥降压戒烟护发防皱万
全大补丸”。
对万事万物，咱们从来就没有一种要探索个究竟的好奇心。像王阳明当年那样去
“格物致知”，“格”庭前的竹子“格”到几乎精神错乱的人是绝无仅有的。而
且，哪怕是王阳明，去格竹子也并不是想格出个光合作用的原理来。他甚至也不
是想知道为什麽“竹子开花，家破人亡”，而是想格出个治国平天下、当忠臣、
做孝子的“理”来。这般格法，当然只会格到疯人院里去。所幸一般人决不会那
麽愚蠢。格物人人会格，各有巧妙不同。西方人格物，格出博物馆、植物园，中
国人格物，格出水陆八珍的满汉全席和琳琅满目的中药柜。在万物的“可食性”
与“可入药性”研究上，咱们领先世界的地位是永永远远不可动摇的。无论植物
学再发达，西方夷鬼决没有在这方面赶上咱们的李时珍的那一天。
这种利欲熏心的功利主义，决定了咱们永远没有赶上西方的那一天。连对民主、
自由这些西货，咱们也用看潜在食物药物的眼光兴致盎然地打量它们。当年晚清
决定立宪，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是立宪国家，俄国不是，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
败了美国。由此可见“立宪”是立竿见影的“伟哥”，令我朝野食指大动矣。先
贤们追求西方民主自由，有哪一个不把它们当成“富国强兵”的手段？就在前不
久，有人还在批老芦把西方的民主自由“泛意识形态化”了，还有人如获至宝地
惊喜地欢呼：“他（指老芦）自己承认是‘道德主义’了！”彷佛那是开窑子一
类的行当。更有人指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咱们已经试著吃了一个世纪，只吃得上
吐下泄，还是转回去吃咱们的驴肉比较有滋味些，浑忘了咱们除了毛泽东“思
想”，菜单上再也没有第二味。
不把民主当成一种信念，当成一种宗教，而是把它当成美味可口的西餐大菜或是
壮阳药，民主制度就永远不会在中国实现。须知“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两回
事。要致富，只需走资就行，何必要民主？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不久前的亚洲
四小龙，有哪一个是民主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印度，尽管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
家，比中国又富到哪儿去？咱们最好还是先想清楚，要怀著“吃民主”的盘算，
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和平恶变”下去。
这种急功近利，毁掉了一代又一代本来可以作牛顿、爱因斯坦的人。青少年们
填高考志愿，不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是根据命中概率，由此还发展出咱们中华
独有的“报名学”来。哪怕是熬到出了国，一看风头不妙立即就跳槽。就是在看
官中，又有多少是放弃原来的专业，改学电脑软件的？恐怕这数量也不会少。这
结果，是许多人都成了包办婚姻的童养媳，被迫与那个不喜欢的丈夫日日做爱。
工作时间对付对付，八小时之外就如同放风的囚徒，杀了头也不想再看专业书一
眼。为了结婚去“恋爱”，结了婚后无恋爱。同床异梦过一生，对著老婆想情人
。既不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怎指望“众里觅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根本上断送我们改掉上述恶习的一切可能的，是咱们那日甚一日的夜郎心态。
这个问题，老芦想专门写篇“讳疾忌医论”，作为《丑陋》系列的一篇。这里想
说的，是我们这个顽症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似乎已成绝症。
满清一开头闭眼不承认鬼子们的先进，不是说人家只知奇技淫巧，不知圣贤之道，
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西学东源”，连“千里镜”、“自行船”都是“得见
中国古书”，照著诸葛军师的木牛流马仿造的。然而后来吃足苦头后，到了性命
交关之际，祖先们还是痛苦地睁开了重如泰山的眼睑。晚清宪政运动时期，西学
成了时髦，朝野上下一致怀著变法救亡的紧迫感急起直追。虽然慈禧太後废除科
举、改办学堂的上谕一举断送了士大夫们飞黄腾达的千年梦想，然而没有多少人
为此抱怨。人们都知道相忍为国，穷则变，变则通，国家是到了非变通不可的紧
急时刻了。老芦看过来人的回忆录，看到当年那些饱学宿儒和学童们一道，抱著
一本托人从上海千里迢迢买回去的“算学”，日夜钻研怎样开平方和解一元一次
方程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正是在这种
传统的鼓舞下，从点了翰林的蔡元培到后来的老儒徐特立都负笈海外，去把西方
的先进文明学回来。从晚清、北洋到国府，知识分子的主流从来没有否认过西方
的先进，更没有人敢于抹杀良心，鼓吹专制相对於民主的“优越性”。
时至今日，我们却迎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堕落、最无耻的光辉纪元。国内沉渣泛
起，污流四溢，从《发现黄帝内经》、《大气功师》、《素女经》、《厚黑学》、
《晚清狭邪小说》、《推背图》、《麻衣神相》、《易经占卜学》、《风水入
门》，直到《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的“知识”分
子们一面突然嗜痂成癖，对风水、命理等千年陈糟表现了无穷的兴趣，一面对西
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却避之犹恐不及，一致认定那是只能招来冤鬼祸祟的
东西。在国外，精英们运用充分的言论自由，痛诋西方民主的虚伪、西方传媒如
何愚弄人民。有中国以来，恐怕只有今天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到将“民主”
贬为“民猪”。谁说咱们没气魄？精英们不仅自己抹杀良心，还要逼著别人这样
干。倘若有人如老芦不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硬要喊出：“看哪，那个皇帝其
实精光著沟子（注：四川话之臀部）！”立即就要自找死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欧洲文明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埃及、古希腊不必说，
其在数学、天文上得益于阿拉伯这个“劣等民族”之多也不可估量（顺便说一句，
阿拉伯人似乎没有林君想象的那麽优秀。人口和资源占绝对优势的“痞子”们竟
一次又一次地惨败在以色列的“少爷”手下，几十年如一日地奈何不了人家，似
乎比中国人还悲哀）。正因为人家有气魄、有容量、敢学习、会学习，人家的文
明才生生不已，朝气蓬勃。欧洲的许多皇宫里有“中国厅”，我们的“人民大会
堂”里敢有“法兰西厅”麽？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如老芦
还成了千夫所指、无疾不终的“汉奸”和“嫌家贫的狗”，这种毫无自我完善能
力的民族，有什麽未来？有什麽希望？还配谈什麽“现代化”？还发什麽大国强
国的春梦？！
所以，我同意林先生最后的结论。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思
想家。这种国家，其实根本也用不著什麽思想家。人家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我
们去学过来的本事都还没有，你说有治没治？如果下下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
水平能够进步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那就实在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
了。没准到那时还比现在不如也说不定，咱们现在不就是不如晚清吗？说来令人
断肠的是，晚清那些献身改革的志士，当年一定畅想过一个世纪后中国将会怎样
怎样，倘若他们今日在泉下见到了咱们这副英俊模样，只怕要气得再死一次！不
管怎样，在目前，咱们这种只知疯狂好战、不知大厦将倾的、心智犹如三岁儿童
的民族，需要的不是没地方搁的思想，而是成年人起码的常识，例如打仗会死人，
而一般来说，死了的人是再也活不转来的，等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全文完】
就前文答跟贴：
洪哲胜先生：
谢谢您的跟帖。实在对不起，您说的是对的，是老芦错了。您并没有“激赏”林
思云先生的那个说法。在此特向您和读者道歉并收回那句话。如果编辑能够从文
章里删去那句话，老芦不胜感激！也谢谢您的提醒，我以后尽量细看人家的文章。
秀才纸兵先生：
谢谢您的跟贴。说实在的，我在写那段时，就想到批评家们会把编钟抬出来。我
想说的是，判断一个文明，恐怕不能根据某些个例（无论那个个例是何等辉煌），
而要根据整个文明的主流。音乐在传统艺术里可能是最糟的，不仅没有一个有名
的作曲家（哪怕是唐玄宗也罢）留下作品，而且连所谓国乐的大件，如笛子、二
胡、琵琶等等，都不是汉族发明的。我们还没有铜管乐（锁呐除外），没有低音
乐器（除了“解放”后伪造出来、效果极差、最终又被低音大提琴代替的“大
胡”）等等。正因为此，连文革时期排外思潮最高涨的时候，老毛都没有同意废
除军乐队，说是“管乐的气势大”，而江青还称赞“小提琴把弓从弦里解放出来
（按：人家又不是二胡，从来也没有被关到弦里去，何来“解放”一说！）、
“钢琴音域宽广”等。老芦在文中说的传统国乐是五声音阶的单声音乐，并非厚
诬，实情就是如此。无论哪个才子发明了无比高明的音阶，或是铸出了定音如何
精细标准的编钟，只要它们没有在主流文化中留下影响，其实就等於不存在。毕
竟，个例不能代表主流，而音阶再精细，没有拿来作曲，或是作的曲没有流传下
来，就更算不得是一种整体文明的成就。
“Me”先生：
谢谢您的跟帖。您说的我也想到过，但“probable”跟“possible”似乎不光是
个程度的差异。当然，前者一般用来指大概率事件，但后者似乎是用来指可能、
然而概率不明的事件的。“It is possible that...”一般是指某件事是可能的
（相对“impossible”而言），但概率多高并不清楚，有待查明，似乎并不是说
那件事很可能或很不可能。“大跃进”时，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亩
产万斤粮是可能的》，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如果他用英文写那篇“科学”论文，
立刻就要露马脚。
最后说一声：因为较忙，以后一般不回应读者跟贴了，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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