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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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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一)
芦笛
经过两年的折腾，老芦终于到达了过饱和点，决定金盆洗手，从此不问网上是非。以后
上网只看《多维新闻》，决不再到论坛去转。但昨晚躺在床上睡不着，突然想起“徐庶
走马荐诸葛”的故事来，因此特地策马回来，当一回宋献策，给老马及其他有志于“扫
荡伪民运”的人们出谋划策一番。至于他们听不听，干得怎样，那就不是我关心的了。
一、正名
中国人最拿手的事，便是模糊思维。为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全民就有本事热血沸
腾，慷慨悲歌，大打出手，血肉横飞。最滑稽的例子，老芦已经在过去的文章中多次给
出。大到“治世”的全民理想境界，小到“万恶之首”的“淫”（到底是天生性欲强烈
还是私生活放荡？抑或兼而有之？），两千年来似乎就没人费神廓清□定过，需要老芦
今天才来指出它们的混乱不明。一个据说是世上最聪明的民族闹出这种笑话来，实在是
让人啼笑皆非。
这种背时传统使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们如虎添翼。因为我们遇事从来不会像西方人那样问
：“Please define...”（“请界定…”），模糊不清的口号便成了他们包在身上的虎
皮。诸如“民主”这类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准确界定的名词，居然会脱离社会实践内
容，变成一种抽象的实体，成了镀在祸国殃民的窃国大贼头上的圣洁光环，变成他们身
上裹着的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化作了他们手上高悬的霸主鞭，实在是不可思议。
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孙中山明明是祸国殃民的跳梁小丑，却成了国共两党共同的护国祖
师，甚至至今还是许多伪民运人士供奉的神祗。但只不过因为他打的是“民主”旗号，
于是就竟然没人问过一声：倘若上天没生下孙大炮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来，今日中国是进
步了，还是退步了？孙文等丑类的折腾到底是促进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还是使中国最终
倒退到了奴隶社会中去？
类似的，八九“民运”因为据说是争取民主的运动，至今还被许多网人奉为不容质疑、
不容批判的神圣图腾，而许多吃人血馒头的好汉，竟然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
红”，将被他们密切配合中共屠夫害死的死难烈士的鲜血当成化妆油彩涂在脸上，变成
了只能接受香火叩拜的王灵官。如今谁要给扣上了个“反民主”的帽子，就如同当年的
“三反分子”一般，只有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份。同样地，没谁起过一丝
疑问：如果没有那场运动，中国今天到底是更光明一些，还是更黑暗一些？那场运动究
竟是促进了中国的进步，还是拆了改革事业的台？海外那些“民运”人士到底干过些什
么，现在正在干什么？他们的事业到底是促进了中国的进步，还是适得其反？
这里面的可笑，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凡是打出“民主”旗号来的队伍都
是上帝派下来的天兵天将，则伟大领袖那夥人更是如此了。在三、四十年代，谁的民主
口号也没他们喊得响亮。不相信的人可以去看看海外反共电子杂志如《小参考》、《电
子周刊》，那上面刊出来的中共喉舌《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可以登到如今任何民运刊
物上去，比起任何“民运”理论家笔杆子写出来的大块文章也毫不逊色。然而这夥人给
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神人共鉴。
这些荒唐的现实，不能不让人得出结论：中国人长个脑袋，主要是用来吐痰和喊口号
的，前者就是我们的“破”，后者就是我们的“立”。
因为忙着做这两件无比重要的事，人们自然也就顾不得问一声：什么是“民运”？“民
运”到底是一种群众运动，人民革命，还是全民包括统治者在内共同努力的长期的社会
系统工程？什么是“民运人士”？真正的“民运人士”该作些什么？世上有没有超越客
观效果的抽象的“正义”，有没有独立于基于功利的实证之外的抽象道德“规范”？是
不是只要是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就该无一例外地大赞大颂？如果评价历史事件只看当事
人的动机，而不是主要看行为的社会效果，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歌颂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
饥荒，以及席卷了整个中国的红卫兵运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研究事物不要从定义出发。”这一光
辉指示迄今为海内外左中右各政治派别信受奉行，而这就是“扫荡伪民运”的深刻的现
实必要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深信，“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有志于
为中国进步肝脑涂地的仁人志士，虽然会像辛亥丑剧发生前的梁任公一样，被当时的愤
青们鄙视与唾弃，但他们的苦心与贡献一定会后世子孙纪念。历史将记住那些不计宠辱
得失，痛恨哗众取宠的媚俗说教与煽情宣传，舍得一身剐，敢喊“皇帝一丝不挂”的真
正的勇者和智者们。
在某种意义上，海外中国人今天的情形，颇有点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圈。如
今咱们的争论，不但与辛亥丑剧前的革命党和保皇党人的争论类似，而且与伏尔泰、狄
德罗和卢梭之间的争论类似（请参阅徐仰药先生着《法国大革命的启示》，载《海纳百
川〈徐仰药文集〉》。不同于后者的是，和先辈们类似，咱们从来也没想到在争论之先
澄清界定一下涉及到的概念。
“民运”是什么？在我看来，它不是群众运动，不是人民革命，而是全民包括统治者在
内的社会改造工程，这种改造工程的直接结果是导致社会的微小然而具体的进步，而最
终结果可能导致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当然，是否能出现这最终结果，还有待于社会
实践的探索与证明，但是只要是具体的社会进步，无论如何微不足道，哪怕就是纯粹经
济改革如中国农村实现的“大包干”，只要其客观效果逼使统治者归还了一点点人民被
无理剥夺的权利，那就是民主事业的成就，就应该充分肯定。
因此，所谓“民运”其实和“现代化”一样，都是传统中国试图与“国际接轨”的一种
民族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纵观中国近来二十多年的巨大社会进步，可以说当今的
时代是继晚清改革、国府十年建国以来的民主事业取得巨大进步的第三个高潮时期。而
这巨大的进步，跟世人所谓“民运”毫不相干。相反，如果没有８６年和８９年的群众
运动，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进步还要大得多。
同样明显的是，那些被大棒打出国门的所谓“民运人士”，十多年来在海外的种种努
力，丝毫没有促进中国在现体制的点滴进步。不仅如此，因为这些人丝毫不懂或不愿尊
重中国的具体国情民心，愚蠢无比地搞“以夷制华”。种种倒行逆施的结果，是不但使
得他们自己在人民心目中成了卖国贼，而且在人民心目中极大地败坏了对民主事业的信
仰。如今，在那个只知以吐痰辱骂为“破”、振臂高呼“拥护”为“立”的愚昧民族心
目中，“民主”已经成了“祸国殃民”的同义语，而“民运”似乎成了海外一小夥人的
职业专利，一种可耻的叛国行为。
可叹的是所谓“民运人士”及许多同情者们还之死不悟，不但不反思自己的倒行逆施的
错误根源和灾难后果，而且还使出毛共那一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同伐异、诛锄异
己的手段来，动用种种卑鄙手段，把质疑者和批评者赶出公共论坛。如此讳疾杀医，只
能说明海外“民运”不但是一种伪装的民主运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堕落为中国进
步的障碍。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廓清种种混乱，深刻反思中国民主事业在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传统
原因，检讨伪民运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谬误，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拨乱反正的不
可或缺的理论探索，是提醒国人避免过去跌进去多次的陷阱的重大启蒙活动。我想，这
才应该是马悲鸣先生提出来的“扫荡民运”的正确解读和应取战略。它不该是毛共式的
“大破大立”，更不该是纠缠私怨的无聊打斗，而应该是突破伪民运人士出于自身利益
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的思想解放运动。
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二)
芦笛
二、所谓“反共”的谬误
伪民运的最大、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将“反共”和“民主”等同起来，由此出发，便导
致了许多“民主打手”“逢共必反”、“凡是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共产党
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闹出无穷无尽的笑话来，也让伪民运人士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一落千丈。
这里同样显示了咱们最擅长的模糊思维亦即没有思维。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就没有一
个人出来界定一下这“反共”是什么东西。请问，您这“反共”也者，究竟反对的是共
产主义那种意识形态，还是共产党那个执政党本身以及它干出来的一切？
我这么一点明，恐怕任何有头脑、持客观态度的人都能看出答案来。的确，不但共产党
和共产主义学说不是一回事，而且共产党本身，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也不是一回
事。就共产党来说，任何成年人都该知道毛共、邓共和江共的巨大差别。就共产主义学
说而言，不说邓“理论”和毛“思想”天差地别，毛主义偏离正宗列宁主义十万八千里
（前者以农民为事实上的革命主力军和领导人，而后者认为农民代表落后生产方式，是
“再教育”对象），就连列宁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倒（按西方学者的说法，列宁
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育到与生产关系水火不相容时就干革命，完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
马车放到列宁主义的马前头去”，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更是对马克思
的侮辱）。伪民运人士连这些名堂都一概不知或假装看不见，凡共必反，以为那就是追
求民主的神圣事业，除了暴露他们的愚昧无知外，什么也不能说明。
准确地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管打的是什么招牌，在本质上都是违反人性的，和
自由资本主义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而苏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毛共强调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一种邪恶的的反文明，其特点是否定人类
社会的起码共识，用所谓“阶级斗争”的邪说来毒化人心，毁灭文明。在本质上，它比
法西斯主义还恶毒，与民主思想势不两立。因此，要在中国最终实现民主制度，最根本
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国民头脑中清算这种罪恶意识形态，舍此无法具备民主社会实现的
硬软前提（请参阅拙着《盲人摸象说民主》）。
因此，追求民主必反共，不过那反的是党文化，并不是共产党本身。将现在的共产党看
成是毛共那样的邪恶势力，这种错误比刻舟求剑的那位老祖宗还荒唐。谁都知道，我党
如今早就悄悄地扔掉了毛主义，国家领导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施政中都和西方领导人越
来越接近。江总逢人就背林肯演说，还在访问法国期间允诺“中国将逐步实行民主”，
这种事毛或周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许多人立刻要说那不过是作秀。当然如此，不过这些人忘了，光是党领袖承认林肯演说
的伟大和中国现在还不是民主国家、有必要在将来逐步实行民主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他
比起前任们来不知道开明了多少倍。台湾从来比大陆先进的一条，就是过去执政的国民
党虽然搞独裁，但它从来不敢公开反对民主思想。相反，民主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
组成部份，是学校教育的必修课。执政党想独裁只敢用“戒严”那种手段来暗渡陈仓。
这应该是台湾民主改革受到的阻力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
的领导人愿意用背诵林肯演说的方式来承认民主制度的先进，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
破。
不仅如此，退一万步说，哪怕是万恶的毛共，也不是凡是它干出来的事就一无是处，必
须一律反对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共甫执政就以铁腕整顿社会风气，禁烟禁赌，把
所有的鸦片贩子抓到劳改营里去，使危害中国达一世纪的国症绝迹于旦夕之间。以后又
迅速制定和公布了《婚姻法》，废止一夫多妻制和童养媳，解放了大批的“二奶”和事
实上的女奴，使妇女地位骤然提高。难道说这些举措就毫无进步意义？也在反对之列？
因此，哪怕“反共”就是反对共产党本身，似乎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它干的一切
事都要坚决反对。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明摆着，我不明白天下那么多的所谓民运人士就见不及此：要在中
国实现民主，眼前无非是两条路，要么在体制内进行，要么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把共产
党推翻了。除此之外，老芦愚钝，实在是想不出第三路来。
如果选择前者，你就不能把打倒共产党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只能扮演西方国会中“忠
诚的反对派”那种角色，也就是说，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与共产党斗争。这种斗
争不是旨在羞辱对方、在人民面前暴露对方的反动实质那种毛共当年在国统区搞的合法
斗争，而是一种出自良好意愿，着眼于全民福祉而提出来的一种建设性批评。
这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老芦在２０００年台海危机时跳出来大骂我党，呼吁我党悬崖
勒马而写下的一系列文章。那种批评似乎可以看成是“反共”，但它的根本出发点是出
于对内战引发全国大乱、使共党和全国人民玉石俱焚的担忧。在这里，中共和人民的利
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如果我们具体指出发动新的内战不仅将毁灭一个新生民主国
家、而且将毁灭中华帝国包括执政的共产党在内的现实危险，就极有可能打动朝中有识
之士和头脑清醒的普通读者，起到良好的实际效果。相反，如果我们只知道使用唾液
腺，痛骂“万恶共匪”，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
类似地，在试图制止现在这种浊浪排空的仇外思潮时，如果我们只是上网来为美国打卫
国战争，甚至自称“爱（美）国贼”，辱骂头脑简单、思想偏激的爱国网友，那就绝对
只能适得其反。而如果我们能冷静地分析仇外思潮不仅将造成中国和西方的严重对立，
搞垮中国经济，而且将促使少数民族离心离德，甚至导致人民和政府的对立，使政府陷
于新拳匪与新革党的两面夹击中，那么政府和人民就有可能冷静下来，采取适当的措施
遏止这种反理性的逆流。
在我看来，这就是真正的民运人士应该干的事。它是“反共”的，然而反的是祸国殃民
的党文化导致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并不是执政党本身。相反，它是“凡党文化必反”，
只看内容，不管旗帜，哪怕是对方打的是“民运人士”的旗帜，只要搞的是党文化那一
套，一律在反对之列。而这就是老芦左右开弓，时而痛骂我党，时而批判８６、８９学
潮及其头面人物的原因。这里搞的不是按人或按旗号划线，搞的是按思想内容和行动后
果划线。不管是哪党哪派，如果搞党文化的那一套就要痛骂，如果做的是客观促进中国
进步的事就应该表扬。我最后决定出来为“扫荡伪民运”献计献策，就是出自这一政治
立场，觉得伪民运人士中普遍流行的那套毛共作法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上面说的是通过在体制内改革实行民主。如果有人觉得此路不通，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必
须先踢掉中共那只拦路虎，正如孙大炮当年认为“民主”和“君主”势不两立似的，那
么恐怕先得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列宁、斯大林指导下的国际共运的一个重大“法理基础”，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
生产关系束缚已经使生产力再也无法向前发展了。这套貌似言之有理的理论咱们在大学
里都学过，也哄信了无数的革命先辈，为之傻傻地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咱们都知道那
是什么样的伪理论。现实恰好与他们说的相反，是他们而不是万恶的资本家建立了一种
最大限度地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病态生产关系，坑得俄罗斯和许多东欧国家到现在还爬不
出泥沼来。
类似地，孙大炮当年断言晚清政权治下无法实行民主，而你们今天又断言中共治下无法
实现民主，这断言究竟有什么根据？会不会像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那样不过是欺人
之谈？我记得，革命老前辈理论家们还能总结出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生产的无政
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之类的屁话来，你们好像连这点本事也没有啊？能否请你们也列出
个稍微有点“理论”装饰的条条来论证一下？而且，劳驾烦请你们解释一下，从毛共到
邓共直到江共这二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进步是怎么发生的？如果
过去的经验证明我党治下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进步，那么请问，你们的悲
观断言究竟有何根据？
第二、据我所知，世上最有效的颠覆一个政权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列宁主义以及他发明
出来的那种革命政党领导下的黑社会阴谋活动。如今中共对社会的控制超过了古今中外
一切君主包括沙皇和继任的临时政府在内，很明显，要颠覆这种执政党，唯一有希望的
手段便是建立一个毛共式的从骨子里就反民主的阴谋组织，你们是否准备这么做？如果
真是这样的话，请问人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而不去选择比你们先进得多的江共？如果
你们不准备这么做，请问你们离了那种黑社会组织和阴谋手段，又怎么去颠覆一个无比
强大的政权？
第三、我在过去的文章里多次说过，中国今非昔比，已经是核大国。要用暴力革命推翻
我党的同志们，恐怕先得证明你们的革命引发核内战的概率为零。如果你们不准备搞暴
力革命，那么请问你们的和平革命的手段是什么？怎样才能让我党和平退位？当年伟大
领袖还能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勾画出个诱人的美丽前景，你们到现
在好像连那样的蓝图都没拿出一张来，更没有通知人民你们是准备怎样一步步实行那个
蓝图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你们更关心的不是如何改造中国，而是怎样推翻共党
后变成新的统治者？
最耐人寻味的是，对如此关键的重大立场问题，在伪民运人士中，除了王炳章公开提倡
暴力革命外，似乎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暧昧不明、首鼠两端的，既不敢说明自己赞成体
制内改革，亦不敢公开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我党。逃到海外来十多年了，他们从来没有
拿出个稍微像点样子的、切实可行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来，唯一会做的事便是感性反共，
利用各种媒体发泄怨毒，辱骂中共，陪伴国家领导人周游列国，游说美国制裁中国，而
这据说就是所谓“民运”。等而下之者，则在各种公共论坛上使用各种下作手段，以玩
弄纠缠正经论者为职业，使别人不能潜心思考中国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与感兴
趣的网友一道切磋讨论，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回击这种纠缠，甚至陷入无聊打斗
中，直到身心交瘁，彻底崩溃而退出了事，留下那个“舆论阵地”去让他们牢牢盘踞。
这就是崇高的“民运”么？它比我党当年还堕落！至少，毛泽东在陈伯达的协助下，还
提出了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略来哄骗大多数人民入彀，而乔冠华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
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歌颂民主的文章，也要胜过如今民运“理论家”们的成名作百倍！这
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智力退化，只说明了一个事实，党文化造成的全民智力和道德的双重
堕落简直是毁灭性的，而其表现在伪民运人士中似乎要比如今国内的小青年还要突出。
也许，世上最具有讽刺性、也最令人悲哀的事，是今日中国的所谓海外“民运”竟然是
由一夥毛共遗孽来进行，而他们个人的道德操守不仅不能和我党当年那些志士相提并
论，而且采用的战略（如果有的话，反正我从没见过）和策略比我党当年还笨拙一万
倍。不管你怎么仔细端详，似乎都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改造中国的主张，但见
那空空如也的大脑和满腹满腔的仇恨。因此，他们给人的印象不是一夥“打江山，坐江
山”的新时代流寇，就只能是以反共作为具体的谋生手段的职业政客。说他们是伪民运
人士，正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份。
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三)
芦笛
三、伪民运在实践中的灾难后果
如上所述，伪民运人士的致命错误，是他们恰好与正确方向背道而驰。本来，他们应该
反对党文化，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地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却偏偏信奉党文化那套，用共产
党那套来反对共产党。这样，他们反对的就只不过是一个执政党，领导的斗争就只能是
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夺权斗争，对人民什么好处都没有。不仅如此，它的客观效果
只会比历史上的造反运动更糟。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党文化是万恶之源，它作为人们
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用来看物、想事、处理问题，乃至应付危机的方式，全都是错误
的。因此，凡是为党文化武装起来的人，不管打的是什么旗号，都一定要给国家带来深
重的灾难，而这正是“裹着红旗反红旗”的伪民运人士已经、正在、还将干出来的好
事。
关于这些人一手挑起来的８６年和８９年学运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我已
经在以前的文章里充分阐述过了。令人惊讶的是，十多年过去了。如果这些人真的有点
起码天良，对民族的命运有点起码的责任心，当初的愤怒早该平息，在沉痛反思后早该
做出理智的结论，那么他们就会有点起码的道德勇气来正视自己当年轻举妄动造成的民
族悲剧，从而向人民作出真诚的忏悔，并现身说法，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去教育青年一
代，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在未来上演。
这些人的错误乃至罪恶（或许不是罪行，sin, not crime）本来是一目了然，我真不明
白普天下那些同情他们的人怎么就看不出来：六四大屠杀当然是中共屠夫一手搞的惨绝
人环的惨祸，但那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光从清场部队允许占据广场的学生和平撤走这
件事就足以看出，如果不是柴玲辈在戒严令下了后还号召“保卫天安门”，巴不得“广
场上血流成河”，以此让“人民起来和这个政权较量”，如果学运领袖不想出动员市民
去堵入城兽军的歪点子来，如果方励之辈在政府广播了清场的紧急通知后就马上赶到现
场，运用他们在学生中的崇高威望，说服学生迅速撤离广场，那么，那场大屠杀也就不
会发生，取代它的就只会是对学运领袖的零星分散的搜捕和监禁。最后的结果就是以学
生领袖和几个头面人物的入狱而不是几百条甚至几千条人命的代价来换取“风波”的平
息。
然而学生领袖们出自对自身安危的担心，不但在戒严令下达甚至紧急通知广播后还赖在
广场上，而且竟然动员或听任人民群众去做他们的肉盾，以赤手空拳去堵截坦克和装甲
车，等到真的面临杀身大祸才仓惶撤走。这里他们用的完全是中共那一套无赖手段。中
共当初就曾使用手持木棒民兵去和外国正规军对阵，用渔船去和敌人的军舰抗衡，吃准
了对方不会对平民开火。可惜他们不懂得，中共既然是这种下作手段的发明人，又岂会
在这种手段下屈服？因此，用党教给他们的那一套去和党较量，唯一的结果就是逢蒙和
后羿过招，只会引起对方百倍疯狂的报复。
因此，六四大屠杀当然是中共刽子手犯下的滔天大罪，然而如果没有学生领袖和他们可
能有的幕后高参在客观上的密切配合，它就决不会发生。如果那些学生领袖稍微有点天
良，那数百条乃至数千条人命就该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良心上，让他们日日夜夜寝食不
安，更何况苦主丁子霖教授已经公开表示了不满。对于他们来说，六四不是光荣，而是
耻辱，是用无辜者的鲜血写在他们额头上的洗不去的耻辱！
然而我们却根本看不到有任何人出来忏悔，听到的只是吾尔开希的欢呼：“我们当年干
得真棒！”看到的只是方励之教授的“依旧仰天长笑”。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准别人反
思六四的负面教训。王丹在２０００年６月间居然为反思六四设定底线，而伪民运人士
或其同情者更是使出一切手段来围剿胆敢质疑那场运动的必要性的自由知识分子们。要
解释这种奇怪的立场，看来唯一的理由只能是：六四已经成了伪民运人士们的政治资
本，任何对它的批评都可能最终导致剥夺这些人的资本。于是，正像当年为了自家的安
危而发动或听任人民作肉盾一样，他们现在又发动或听任受他们愚弄的人在网上筑起保
卫他们的钢铁长城。
这是这些人以前干出来的好事。自从逃到海外来，这些人又干了些什么呢？本来，就算
他们没有足够的良心作出沉痛反省，在总结错误的教训之上探索出一条在中国争取民主
的理智和现实的道路来，那么至少也不要再错上加错，每日搅屎不止。然而这些人似乎
就是要在我党发明的“对着干”的一条道上跑到黑，闭眼不看中国的现实国情，专拣中
国人民的痛处戳。
如所周知，中国近代备受列强欺侮，而中华民族又基本上是个只知感性发泄，不知理性
思维的幼稚民族。这种特殊国情再加上当局为了巩固统治进行的大密度“爱国主义教
育”洗脑，便使全民的仇外心理又一次恶性大发作。在这种情况下，理智的民主志士应
该是耐心启迪民智，反复告诉人民和统治者仇外思潮可能带来的灾难，而决不应该去火
上加油，从反面去刺激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
不幸的是，这似乎正是许多伪民运人士的专业。他们不知道或假装不懂得，不管有理无
理，普通中国人最恨挟外自重的西崽，更恨那些里通外国、勾结敌国对付中国的汉奸。
可以想见，当他们听到伪民运人士在美国国会拼命游说制裁中国的消息时，内心会有多
愤怒。和西方人相反，中国人在处理私人生活时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而在对待国家大
事则动辄轻率冲动。西方的制裁可能给他们的现实物质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他们不用多
想，一眼就能看出来。而陪同国家领导人周游列国，反对北京申奥等行为，在老百姓心
目中就是故意给中国的国际形象抹黑。
这灾难性的结果就是五重的：首先，中国人民的仇外特别是仇美情绪陡增万丈，认定美
国人就是专门搜罗并豢养坑害中国普通老百姓汉奸，专门和中国过不去。其次，所谓
“民运人士”从此就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第三，在一般百姓心目中，“民运”乃是那
些伪民运人士独家经营的买卖，由此，民主也就成了一种令人憎恶的祸水。第四，有伪
民运人士自觉充当政府的极有说服力的假想敌，人民便更加和政府团结在一起而反对共
同的敌人。最后，因为伪民运人士的反复游说，中共残暴的那面便得到充分凸显，由此
而误导了一般美国人民对中共现政权的全面认知，使他们忽略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个
人自由、人权乃至国家法制建设上取得的巨大进步，误以为中共还是原来那个共产恶
魔，从而在美方一侧设置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民间感情障碍，妨碍了中美之间的沟通和良
性互动。而所有这些后果，都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是对中国民主事业
的不必要的打击。
因此，和受伪民运人士愚弄、欺骗的人的鼓吹相反，伪民运人士在出国前后的一系列行
为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仅没有促进中国的社会进步，反而专拆中国民主事业的台。也许他
们的主观愿望并非如此，但客观效果就是这样，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人是吃党妈
妈的奶长大的毛主席的好孩子，骨子里信奉的是党文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干的只是感
性反对共产党那个执政党的事。
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四)
芦笛
四、“扫荡伪民运”应取的战略和策略
１、正确认识“扫荡伪民运”
如前所述，所谓“扫荡伪民运”，不是毛共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是要消灭
某个政治派别，而是以理性批判揭示伪民运人士的“洋民主其外，党文化其中”的实
质，指出这些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倒行逆施对中国的社会进步造成的一系列打击，重新准
确定义“民主”和“民主事业”，将“民主运动”和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和人民革命彻
底分开，将民主事业从伪民运人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将民运和伪民运人士彻底脱钩，
彻底清算伪民运人士在六四大屠杀中犯下的严重错误，剥夺他们赖以欺骗愚弄人民、掀
起新时代造神运动的政治资本，以“查帐”的方式检查这些人的工作，教育帮助他们早
日脱伪转真，变成真正的民主志士，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扎扎实实地作点贡献。
不难看出这场理性批判的伟大意义。首先，这一批判必然要引起伪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
们的反批判。在随之而来的大辩论中，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必将越辩越明，诸如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事业？它是否包括统治者在内？民主制度能否通过大轰大嗡的群众
运动甚至暴力革命去建立？所谓民运人士和他们领导的运动究竟是促进了中国的和平民
主改革，还是在客观上打击了改革派，拆了民主事业的台？如何全面评价一场愚蠢的、
毫无必要的、导致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无辜丧生、使得党内改革派几乎全军覆没、知识
分子精英大批流亡海外的群众运动？中国是否需要那些海外的职业“民运人士”？在远
离祖国时，“民运人士”如何才能参与中国的民主事业建设，促进而不是促退中国的社
会进步？什么才是职业“民运人士”的健康专业？
我相信，如果伪民运人士真的有诚意、有胆量向天下人证明他们不是无耻的政治骗子，
而是真诚地献身于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志士仁人，就会不计个人得失，踊跃地投入到这场
辩论中来，而这些问题的澄清，必然会使中国的民主事业理论和民主志士极大地成熟起
来。
不幸的是，根据本人过去的痛苦经验，我深知，除了个别人外，大部份伪民运人士对自
由知识分子的批判只会装聋作哑，以精神贵族的傲然态度对尘世的渺小人物的批评与质
疑不屑一顾。更可能的结局，是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由大批毫无水平的伪民运人士
的同情者一拥而上，倚多为胜，发扬我英勇人民解放军人海战术的优良传统，用“共
奴”、“共特”的毒骂侮辱围攻那些孤立的敢摸老虎屁股的人。这些人擅长的不是理性
辩论，而是如何使用“你是个令人恶心的家伙”之类的侮辱（请参阅《海纳百川总坛》
的有关帖子），开“玩弄马悲鸣俱乐部”，甚至犯下诽谤罪、骚扰罪和诈骗罪，用这些
不道德的甚至犯罪的手段来使论敌身心交瘁而不得不离开辩论场。因此，如果人们以为
那些伪民运人士有勇气、有水平、有能力来进行一场意义重大的辩论，从而深化人们对
民主事业的理性认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场辩论绝对只会是理性的发言被名人语
录、帽子和唾沫淹没。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作为一个试金石，将向世
人宣告那些伪民运人士不过是一群以民主的时髦旗号甚至人民的鲜血，来最大限度地为
自己谋求私利的政治骗子而已。
因此，无论从哪种可能的结局来看，“扫荡伪民运”的理性批判都是有极大建设意义
的。如果预期的理性辩论能够发生，则中国的愚昧知识分子们将从中学到起码的现代公
民常识。如果辩论无法发生，则这将充分暴露伪民运人士的怯懦心胸与草包肚肠，使民
运和这些“专业人士”在人们心目中彻底脱钩，从而消除和减轻因他们的胡作非为而造
成的人民群众普遍的对民主事业的幻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将为中国真正的民主
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２、破除普遍存在的“扫荡伪民运”的心理障碍
为了“扫荡伪民运”这一场严肃的理性批判得以展开，首先必须破除中立以及被伪民运
人士愚弄的人们的心目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
这些人的认识误区，说到底也是党文化造就的。从小学历史课本中，我们就学会练熟了
用三言两语来总结一个无比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党文化套路，诸如：“太平天国运动虽然
被国内外反动派镇压下去了，但它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
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教育了全国人民”，等等。就是这些从小就塞进我
们脑袋的党八股，铸就了我们终生的世界观，让我们养成了一种“革命无罪，造反有
理”的朴素的正义感和是非观。只要是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不论客观上的效果如何，
都一律是有理的、正义的，只能大赞大颂，决不能怀疑批评，否则就是为虎作伥、落井
下石。
这种幼稚园作业，我已经在讨论暴力革命和重述民主恩赐论的一系列文章中批判过（请
参阅《海纳百川》《林思运－芦笛擂台》、《易明－芦笛擂台》）。这里只想再次重申
：在我看来，世上没有超越于功利得失的抽象的道德规范。历史不问动机，历史只看效
果，只以实际效果来判决某个历史事件的正义性。历史并不因为日本少壮军人的无私无
畏、纳粹青年党卫军对民族的狂热忠诚，以及中国红卫兵解放全人类的赤胆忠心，就不
把这些人钉上耻辱桩。
至于所谓“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指责，我已经在《试接樊先生六招》和《“落
井下石”辩》的文章中批驳过了（请参阅《海纳百川》《芦笛文集》）。这里再次着重
指出：六四大屠杀的屠夫当然是残暴的中国当局，但从总体上说来，学运的实际上和精
神上的领袖也是客观上的帮凶。没有他们的密切配合，大屠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
且，许多伪民运人士不但不是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反而是它的受益人。这些人利用外
国人民对死难烈士以及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普遍同情，巧妙地把他们在８９学运中的
胡作非为化作了政治甚至经济资本，挣来了在正常情况下凭他们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没有
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真正的落水者，是那些凭着对领袖们的单纯信任、怀着对“必将
晴朗共和国的天空”的无限憧憬、为了响应“保卫天安门”那丧尽天良的号召，而默默
倒在长街上的无数死难者，以及泪眼白发人送怒目黑发人的丁子霖教授那样的苦主。就
是为着死难烈士们的腔腔滚烫血没有虚洒，为着那许许多多“天安门母亲”的滴滴断肠
泪不至空弹，我们今天才有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出来直面那些吃人血馒头的英雌好汉
们，请他们拿出个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真诚检讨来，以悼死者、慰存者、儆来者，避
免这种全民族的惨剧今后再度发生。
３、为伪民运人士找点对口专业干干，争取早日实现“伪转真”
远离祖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伪民运人士根本就不可能投身到国内的民主建设事业之中
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伪民运人士们有点良心，就要停止作“民主秀”，停止与中国
人民的改革事业对着干的破坏捣乱，停止为国内的反美狂潮推波助澜，停止败坏民主事
业在中国人民中的名声，认认真真地、扎扎实实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点建设性的工
作。在我看来，有志于“扫荡伪民运”的仁人志士们有这么几件事可以做：
（１）敦促伪民运人士公开向全民族就他们在六四大屠杀起到的客观帮凶作用道歉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未来的统治者再度实行“杀人治国”，人民必须永远铭记造成六四大
屠杀的各有关方面的责任。首先要追究的当然是中共屠夫的法律责任。在这方面，伪民
运人士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协助国内死难烈士家属秘密调查和收集作出屠杀决定的主
凶和负责具体行凶的刽子手的名单和罪证。其次，在客观上配合了屠夫的学运领袖如号
召“保卫天安门”的柴玲女士等人必须出来向全民族道歉。
必须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后一条要求几乎和坚持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一
样重要。中国之所以有这种残民以逞、屠民自保、相信“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的
流氓政府，固然是毛共那个无比残忍血腥的流氓集团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但在很大程度
上也是中国从来没有珍视人命的传统使然。为了震慑未来的统治者，我们一定像以色列
人一样，死咬住六四血案不放，坚持当局平反六四并严惩罪魁祸首和大大小小的刽子手
们。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追究那些扮演了客观帮凶角色的学运领袖的道德责任，用
舆论压力逼迫他们出来公开谢过道歉，以震慑未来那些想利用无辜民众来作自己的肉盾
的野心家们。只有全面清算历史的血案，才能杜绝类似的血案再度在中华大地上发生。
（２）敦促伪民运人士慷慨解囊，救助死难烈士遗属
前学生领袖（包括实际的和精神上的领袖们）自现代陶朱公李禄以下，必须尽自己的一
切财力为当年犯下的严重错误补过。他们应该公布自己现在的经济收入，捐出百分之二
十来成立一个“天安门母亲基金会”，以资助彻底查明死难烈士和受伤、受牵连等一切
受害人的数字和受害经过，将这些情况整理成具体的材料，送交大赦国际存档，以作为
将来为六四平反的铁证。这个基金会还应该长期补助那些痛失爱子爱女的母亲们，在每
个母亲节都应该寄出慰问品和由学生领袖们签署的悔过卡。
必须指出，这一措施具有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将是帮助咱们这个视人命如粪土的民
族建立珍视人命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第一步。如果统治者们知道自己害死的每一条人命都
将被人民世世代代牢牢记住，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究到底，那么他们就会像前苏联短
命政变的左派头子们，只因为有两三个平民死于事故就吓得自动向戈尔巴乔夫投降。而
学运领袖如果想证明他们自己不是利用人民自保自肥的政治骗子，就起码应该作到这个
微不足道的要求。
（３）敦促伪民运人士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具体的改革中国方案
众所周知，西方特别是欧洲民主国家的反对党，都有一套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还有自
己的影子内阁，在批评执政党的同时能拿出一整套自己的方案来，加以详细论证，提供
人民选择。而伪民运人士们不仅没有这些东西，好像也对此毫无兴趣，甚至连自己政党
或组织的基本政治立场都不敢表明，除了内斗，他们会干的活似乎就是在各种媒体上咒
骂当政的共产党。
为了帮助这些冒牌货变成真家伙，“扫荡伪民运”的人士们应该力促形形色色的“民
运”组织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亦即到底是主张在现行体制下进行和
平演变，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或和平革命推翻中共。
如果伪民运人士持第一种主张，则应该向大众交代他们准备怎么样做，有些什么具体的
行动方案，以此来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促进中共的和平演变，其成功的理由何在，可
能遇到的问题是哪些，准备如何对付，等等。
如果伪民运人士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中共，则请他们回答我在上文第二段中列出的几个
问题，论证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革命成功后如何防止独裁制度出现的现实
问题。如果他们主张和平革命，也必须作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并公布自己的操作
方案。
以上这些要求，乃是西方民主政党最起码的责任，根本就不是对伪民运人士的无理刁
难。如果伪民运人士连这些人民“查帐”的要求都无法满足，就只能证明他们不过是一
群尸位素餐、以骗取人民捐款谋生的寄生虫。
（４）敦促伪民运人士进行民主事业的理论建设
如前所述，在大多数伪民运人士心目中，似乎“民运”的理论工作就是在各种媒体咒骂
中共，以及重复西方政治学家早就讲了一万遍的老生长谈。至于民主这种舶来品究竟能
否与中国的国俗民情相容，中国的传统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可以改造利用，有哪些因素与
之格格不入；如果要把西方人发明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去，移植物的“基因”必须作何
种改造，“土壤”必须作何种改良，哪些营养成份必须加进去，哪些毒素必须冲洗掉，
才能保证移植物落地生根，不至于被袁世凯那样的铁腕人物“摘了桃子”；中国历史上
的一切民主运动和伪民主革命，从晚清宪政、辛亥丑剧、五四运动、国民革命、中共
“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８６、８９学运，这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到底有哪些方
面是正确的，哪些方面是错误的，对未来的民主事业有些什么启迪……，这许许多多的
无比重要的问题，似乎就没见到伪民运人士作过什么扎扎实实的研究和探索，拿出一份
有质量、有见地的理论著述来。说来令人齿冷，民运刊物我也看过许多，至今还没见到
过一份文章，达到了我的《盲人摸象说民主》、《民生、民权与民族》、《人民图腾：
一个不开心的笑话》以及《重释民主恩赐论》的一半水平。老芦不过是个玩票的独立知
识分子玩票，不是靠人民捐款为生的专业户。仅此一端，就足以看出伪民运人士基本上
是在混饭吃。
必须指出，不在理论上作充分探索，进行各种可能状态下的“沙盘推演”，光靠咒骂共
党，即使把共党真个骂倒了，伪民运人士们也绝对没有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和施政能
力，去接管那个国情民俗无比复杂的大国，使得事变能从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不至于重
蹈辛亥丑剧的覆辙。因此，人民有这个权利敦促那些专业户停止作秀，认认真真地干点
对口活。
４、“扫荡伪民运”必须注意避免的误区
如上所述，“扫荡伪民运”应该是严肃的理性批判，是中国民主事业理论建设的一部
份，因此，它决不应该堕落为毛共式的“破旧立新”，而应该着重提出建设性批评，其
根本目的是对伪民运人士进行“人民查帐”，以此促进这些人的良性转变，变成敬职敬
业的真正的民运人士。它将是未来民主中国人民对执政党进行类似质询的小规模预演，
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所以，如果这场理性批判不幸堕落为纠缠于个人私怨的闹剧，就完全失去了它本来应该
体现出来的教育作用。这就是批判者们一定要注意避免跌进去的陷阱。
以中文网上恶劣的生态环境和许多国人的低劣素质而言，这个陷阱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使形势变得非常复杂而险恶的一个问题，是不能排除共特化装成“民运人士”在网上破
坏捣乱，以下流行为甚至犯罪行为来彻底破坏“民运人士”乃至整个民主事业的公众形
象的可能。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反对者们从来没有能力像林思云、易明和出尘公子那
样摆出堂堂正正之师，在擂台上当着天下人和我一来一往地过招，却只会在跟帖中作无
聊无礼的纠缠，最后的结果就是使我失去克制，放下有深度、有广泛影响力的文章不
写，花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去和那些人作无聊打斗，最后因厌倦透顶而罢网。
有鉴于此，我在此建议那些批判者们采用一对一的打擂方式，双方把自己的理由说出
来，让天下人看个明白。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免纠缠私怨搞人身攻击，而这不幸正好是
老马的致命弱点。过去网人已经看够了他唠唠叨叨的对“郑义不义”的数落，腻透了他
嘲笑王丹是团干部，而郑义没有上过大学，等等。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性批判，
无非是写成了文字的老娘们口角。如果以这种方式去“扫荡伪民运”，则还不如不扫，
因为它使对伪民运人士的严肃批判化成了庸俗闹剧，而那正是那些“民主打手”们巴之
不得的事。
本来，方今之世，要“扫荡伪民运”，舍老芦其谁？只是老芦积劳成疾，被两年来不眠
不休的狂热写作累垮了身体，被两年来无日无之的人身攻击、辱骂、骚扰、纠缠搞到了
精神全面崩溃的边缘，实在是有心无力了。再说，我上网两年来，还真的从来没遇到过
一个值得与之过招的人，什么北萧峰、南张三之辈算是比较严肃而且文明的论者了，可
恕我直言，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的大作的水平似乎还不如当年街上的大字报。如果对方
的“上驷”就是这点水平，则老芦不如回家养病。当然，如果方励之教授或胡平先生愿
意下场赐教，到《海纳百川》来搭擂台与在下过招，则老芦当然受宠若惊，扶病上场。
Otherwise，这遭我胡汉三是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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